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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为中国抗战事业和中国医疗健康业奋斗不息的所有中医人
9月3日，是每位中华儿女应该永远铭记日子。75年前，日本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如今硝烟散去，祖国繁荣富强，但这段用全民血泪写就抗争史，每位国人一刻也不该忘记！
无数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了和平，是他们的负重前行，才换来我们今日的岁月静好。这其中，中医人功不可没！
1931年起，日寇侵袭中华，金瓯残缺，山河破碎。
国难当头，中医药界与全国人民一起，投入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
张学良撤离东北后，作为中国抗战的先锋军，抗联在日本侵华的后方坚持抗战，医护人员和医药物资都极为短缺。此时，东北各地中医，成为抗联战士的守护神救护者，成为抗日的参与者。
抗联部队中，军设有军医处，师有卫生队，团有医官，连有卫生员。据记载:‘医务人员都是医药合一，既管医又管药，有中医有西医，也有中西合医。”(《后勤工作--回忆史料(1)》)中医在抗联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故事俯拾即是，略举数则。
抗日名将周保中1932年5月起任中国国民救国军总参议，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对日军作战屡立战功，指挥过两克安图、三打宁安等战斗。1933年，周保中带一-支小部队遇袭，腹部中弹，肠子流了出来。打退敌人后，“ 跟随他的胡仁同志，审视伤情，幸而肠子未打穿。就宰了一只老母鸡，拔下鸡毛，剥掉鸡皮，又把周保中同志的伤口洗净，刮掉烂肉，敷上鸡皮，用布带缠好。事后周保中同志的伤口竟然未发炎,在转移到一个安全地方后，休息了十几天，他的伤口居然奇迹般地愈合了”。这种用鸡皮作生物敷料疗伤的方法，在清.赵濂《伤科大成》中有记载:“ 伤破肚皮，而肠脱出者，医者先剪去指甲，免碰其肠，将温水和麻油，浴暖外出之肠，轻轻揉进。..... 以油线浅浅缝其口，太深则伤内肉。封金疮药，贴活鸡皮，加布扎好，服通肠活血汤。”多个日夜，直到日伪军撤走。
后来周保中任军长的抗联第五军，较为注重医疗卫生，用中医比较多。这些中医都是自愿参加抗日的，带来了很多秘方。他们自己采来中草药，也有少量是买来的，制成膏药、药粉等，给伤病员连服带用”。中医药和民间疗法在战争中大显奇功，“ 如用干茄秧和艾蒿熬水洗冻疮，办法很灵，洗- -次，敷1个多月的时间，手、脚、脸上的冻疮就全好了”。
何子敬，1900年生于三姓(即依兰) ,年轻时跟从接骨先生“快马杨五”杨勇学习接骨,得其倾囊相授。“九一八”后，何子敬支持抗日，为依兰部队捐赠大洋500元，步枪3支。后来,他受佳木斯各界推选，南下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抗日。他以游方郎中的身份，穿过日本封锁线，一路跋涉始到达南京，不过仅获得政府一一个小职员接见。何子敬恩切陈辞，接见者安抚说:“回去好好工作， 就是积极抗日。”何子敬只好一路行医， 再回到佳木斯。当然回去后他不只是“好好工作”这么简单, -方面，他坚拒敌伪政权让他担任“百家长”、协和会分会长的邀请，另方面则为抗日军民暗中疗伤。中共佳木斯地下组织与何子敬取得联系，经常将抗联伤员送来，何子敬不但积极医治， 而且想方设法掩护， 避免被外人看出是战伤。对于来不了的伤员，则托人送药前去。解放后，何子敬担任了佳木斯中西医院的骨科主任，在骨科.上做出不少贡献。
姚明久，1911年生于吉林省双城府(今黑龙江省双城市)乡村，父亲是郎中。他自幼受父亲影响，学习医术，也练习过武术。1931年， 姚明久参加了马占山的东北屯垦军,在“江桥抗战”中顽强抗击日军进攻。战斗间隙，他利用自己所学的医术，为负伤的战士处置伤口，悬壶煎药。在再次阻击日军的进攻时，姚明久不幸胸部中数弹，其中有颗子弹穿透肺部。由于药品稀缺，姚明久在手术时，拒绝医生打麻药，叮嘱医生把麻药留给其他伤员，强忍剧痛，硬是没麻醉就让医生从胸腔里把子弹取了出来。
江桥阻击战结束后，马占山部队撤离了齐齐哈尔，姚明久因伤势严重，回到老家肇东县金山堡屯。1938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和北满省委派与姚明久取得联系，姚明久受命在金山堡开展地下工作，成立北满抗日救国总会金山分会，行医成为其掩护职业。 姚明久儿子回忆:“ 我爷爷说，你这样回来搞地下活动，-天两天行啊，咱家总来人，日子长了也不行。父亲说，不要紧，我是半拉先生，可开个药铺。我姥爷是个先生，父亲从他那取来不少药书，看完药书之后，又跟我姥爷学会了切脉，并到县里考上了中医，回来就开个药铺，爷爷拉药匣子。父亲当先生的目的就是掩护抗日活动。” 姚明久因工作出色，被抗联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将军任命为三肇抗日救国总会会长。1941年，由于叛徒告密，姚明久被捕，不久遇害，年仅29岁。为缅怀烈士，抗战胜利后，人们把他原来生活过的金山堡屯改为“明久村”，现在仍叫明久乡。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在敌人装备精良的炮火下，白骨累累，哀鸿遍野，死亡和疾病随处可见。国难当头，中医药界和全国人民一起，投入了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
由于医护人员严重不足，政府大力吸收中医参加救护工作。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央国医馆应抗战需要，很快组织了中医救护医院与中医救护大队。中医救护医院由赈济委员会与中央国医馆会同设立，收容治疗前线伤兵数千人，“举凡切伤刺创擦伤裂创搔创枪创弹片创等，经本院伤科医师治疗，获效既众且捷，尚有一部分负伤官兵，于秋阳烈日之中，或受湿热之郁蒸，兼发痈疽疔疮者，为数亦颇多，皆均应用中药而臻全治”。南京陷落后，中医救护医院随政府西迁重庆，改名为中医救济医院，继续在大后方发挥作用。
各地中医参加救护队也很踊跃。上海设立了中医救伤医院和国医药界救护队，湖北成立了“国医药界战地后方服务团”，江苏计划“训练全省中医消毒、防毒、外伤、野战救护等技术，35岁以下之中医，均须受训”。在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光汉中医专门学校增设了战伤救护系列课程；广州卫生局公告“组织跌打医生北上救护团”，“由局征求市内对枪火伤救护功效素著之医生参加”，准备北上前线服务。
1937年9月5日，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六十军4万多名将士开赴抗日前线。这一天清早，云南白药创始人曲焕章就带领伙计来到街上，当部队经过时，向每个人手中塞一瓶百宝丹。在台儿庄战役中，六十军将士负伤不下火线。亲历这次大战的朱希贤回忆“伤口伤得很重，拿出自己的白药撒上一点，包扎起来，伤后两天后就愈合了。”经过一个多月与日军最精锐部队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台儿庄大捷！蒋介石听闻百宝丹对治疗前线将士枪伤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题写“功效十全”匾额送给曲焕章。
中医药不仅可以治疗战争中枪伤、弹片伤等外科创伤，对瘟疫和因战场条件艰苦导致的腹泻、发热等疾病也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在战争时代，健全的体魄对前线将士更显重要，中医的治疗，让许多受伤将士避免了截肢。一六○师九五五团一营一连中尉排长钟椿峤作战中不幸中弹，子弹射进手背穿出手心，创口周围绕腐烂溃脓，已成为坏疽，经用中药治疗，伤口得以愈合，避免了截肢。
抗战期间，中医界不仅奔赴前线救治伤员，开展防病治病工作，中医利用自己的身份，为我军提供掩护、提供大量情报，为抗日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除姚明久外，还有众多中医加入了抗日队伍。台山战役中，赵健庵、赵焯贤两名老中医在为伤员诊病、送药时，也经常为将士送去情报。
由于中医救护卓有成效，得到了抗战军民的肯定。中医全方位地参与了抗战前后方的工作——
1939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勤部会议中，湖南伤兵管理处专门提议“请各机关采用中医中药治病”；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其部队中成立了“中医治疗所”，“不惜以高薪水和待遇”招聘中医和针灸医生；在战时广东省会韶关，1941年省临时参议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4个关于中医药的议案。其一为“请省府举行本省中医考试，以扶植中医人才，而促进卫生要政案”。其二为“提请筹设省立中医专门学校，以培养中医人才，而保民族健康案”，提出“太平洋战争爆发，西药来源断绝，为适应当前急需，拟请筹办省立中医专门学校，作育中医人才以增进国民康健”。其三为“加强本省中医审查委员会组织，严厉取缔庸医及神方，甄别中药配剂人员，以重卫生而保民命案”。其四为“创设省立国产药物制炼厂，以增抗战力量，而利国民经济建设案”。中医接受训练参与了各种社会救护工作。
抗战期间，日军为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不顾国际法律的约定，组建731部队等细菌部队，毫无人性的对中国军民实行细菌战，鼠疫就是其中之一。
1943年，日军在山东西部地区发起的鲁西细菌战，造成了42.7万余人死亡，使1500公里的土地成为无人区；在云南西部发动的滇西细菌战，造成20万人死亡......千钧一发之际，山西中医韩西亭临危受命，前往五台县救治鼠疫。据《五台县志》记载：“韩西亭先生采用明代万历年间京南大瘟验方治疗，用药六百余剂，经五十一天，将瘟疫扑灭，此后再未发生。”
1944年，重庆国民政府还出台了《中医师担任后方征属及患病官兵医疗服务办法》，要求各地中医师公会负责编组中医师服务队，对征属和官兵实行免费治疗。
抗战中十万中医的艰苦付出，保障了我中华千万抗日壮士，能及时得到医护照顾，得到各界的高度评价。
除了战伤治疗，中医药对防止传染病等也有积极作用。抗战期间，由于金鸡纳树的主产区东南亚被日军占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缺乏来源，1939年夏，中央药物研究所在昆明设立门诊，试用云南草药白枪杆根皮粉治疗疟疾，共治疗19人，为研究新的抗疟药物打下基础。1941年四川省国医分馆编制“国医防治时疫宣传大纲”，针对霍乱、痢疾拟定中医方药，广为印发，为防疫做出了贡献。
中医药的救护实践，真正体现了中医药学的社会价值。当时报刊指出，战场受伤之将士，“倘以国医之具有根底者为之治理，则木屑竹头，亦可驳骨舒筋；青草树根，尽足还魂。堪以短促之时间，奏其神速之功效；轻微之药物，当乎宝贵之灵丹”。合理应用中医，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截肢伤残，挽救生命；而且“兵燹疾疫，相因而生，前后方之困于病、死于病者，尤踵相接”，许多疾病“若以国医之具有根底者以治疗之，则应手而愈”。所以，中医界呼吁，“为人道计，为国家计，为抗战前途计，为种族人格争生存计”，政府应该真正重视中医的作用，对中医加以提倡以振兴。
中医救护和治疗工作的成效，为政府和社会正确认识中医赢得了转机。抗战期间，政府有关中医的政策在几个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中医教育合法地位得到解决
1938年1月，支持中医的陈立夫出任重庆政府教育部长，推动教育部承认中医。1938年教育部正式颁布《中医学校通则》，次年5月又公布了五年全日制《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时数分配表》，各科总共合计讲授1640小时，实习1932小时，临症1044小时，共计4616小时。1940年在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内还成立了一个中医教育专门委员会，负责制订中医教育的有关计划和方案。中医已正式列入教育系统。
中医医疗机构曾经被禁称“医院”，通过抗战时期努力，卫生署承认：“消毒方法及检验等知识，亦为中医应具有之技能……对各地中医医院，准其援用《管理医院规则》，予以同样之管理。至医院名称，应令冠以中医字样，以示区别。”1944年5月，在重庆成立直属卫生署的陪都中医院，这是第一间国立中医院。
1942年政府通过《医师法》，取消了原来《西医条例》和《中医条例》，将中西医合并称为“医师”，具有同等地位。根据《医师法》，1945年全国中医师公会在重庆成立。
抗战时期中医地位的改善，固然与重庆政府中支持中医的人士主政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中医的表现。中医界回顾指出：“由于几年战争的破坏与对外交通困难或隔断这一事实，适使一部分西医药界人士对中医药有更进一步的客观的认识。也正因为中医药在战争中重大的贡献，政府才将中医药专科学校列入教育行政系统之内……这是中医药界几年来艰苦奋斗的成果，也是各界人士对中医药界有了新的认识的反映。”国难当前，“科学”之争被暂时搁置，临床成效被置于首位，中医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尊重。
李鼎铭（1881～1947）原名丰功。陕西米脂人。幼习经史子集，兼习医学。二十九年(1903)赴绥德州应考，取为廪生。次年，回乡教私塾，宣统二年(1910)在绥德中学堂任教。
辛亥革命后，他拥护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在当地提倡放足、剪发、禁赌、破除迷信和兴办学校。1913年任米脂县东区区长期间，利用临水寺庙宇开办米脂县第一所国民小学，并兼任校长。1916年受聘于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担任国文、数学教员。
1918年返乡行医，一面行医，一面为地方公益事业服务。1941年，陕甘宁边区开展普选运动，李鼎铭代表开明绅士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副议长。是年冬，在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上，他又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毛泽东在长征中因风寒侵袭，患上了关节疼痛之症。有一段时间，毛泽东病症加重，连胳膊都抬不动了，用西医治疗了好长时间也不见效果。李鼎铭先生得知此事后，主动提出给毛泽东看病。毛泽东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让他给把了脉。李鼎铭当即开了四服中药。当时，八路军卫生处的同志不相信中医，不同意李鼎铭给毛泽东用药。毛泽东说：“还是试试吧，不试怎么知道不行呢”。毛泽东按时服完了这四服中药后，他的胳膊的疼痛不仅消失，而且活动自如，真的能爬一下单杠了。李鼎铭还用按摩的方法，结合药物彻底治愈了毛泽东的关节炎和胃病。
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当时，延安的几家医院都是以西医为主，瞧不起中医。一些部门甚至有不成文的规定：中医看病不给报销。于是，形成了一种鄙视中医的风气。毛泽东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征求李鼎铭的意见。李鼎铭说道：“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最佳效果。”毛泽东非常赞同他的意见，说：“你这个想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后来，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等等，为中西医结合方针的确立作了可贵的探索。
1949年９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这一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出发，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他把中医摆在“三大贡献”之首，表明了其对中医的情结。
1954年，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1958年１０月１１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批示，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值此抗战胜利75周年，我们除却勿忘国耻，铭记革命先烈的事迹外，也请别忽略国粹中医和中医界有志之士的不断抗争。如今，我国中医药事业迎来二战以后最大发展机遇，全球疫情考验下，中医药在抗疫战争中发挥出不可替代作用，受到世界各国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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